活动室门框上贴着张歪歪扭扭的海报，粉底色画着一只胖乎乎的兔子，旁边用马克笔写着：“萝莉社招新——欢迎所有18岁的‘小大人’。”
“萝莉社”这个名字，是开学第一天社长林夏在社团登记表上随手填的，彼时我们刚满18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背着塞满习题册的书包，对“大学社团”四个字既好奇又敬畏，有人说“萝莉社”是“幼稚园”，林夏就叉着腰反驳：“谁规定18岁就不能当萝莉？萝莉是心态，是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小孩！”
后来我们才发现，这个带着点自嘲的名字，藏着我们这群“刚成年的小孩”最笨拙也最真诚的青春。
活动室在旧教学楼的顶层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阳光会从蒙尘的玻璃窗斜斜切进来，照在墙角的吉他上——那是前任社长留下的，琴弦生锈，像我们刚松开高考枷锁的手指。
社团成员五个，刚好凑成一桌打麻将（当然是娱乐牌），林夏是“永远在策划”的社长，留着齐耳短发，说话时总爱用手比划，仿佛要把空气都抓出形状；小雅是“人形百科全书”，戴黑框眼镜，总能从书包里掏出各种冷知识，为什么猫咪踩奶是幼年记忆的残留”；阿念是“绘画担当”，永远背着速写本，说要把18岁的样子都画下来；我是“气氛组”，擅长在冷场时讲冷笑话，然后自己先笑到拍桌子；最后是默默，她总坐在角落削苹果，削出来的苹果皮能连成一条线，像她安静又坚韧的性格。
我们第一次正经活动，是筹备“18岁愿望清单”，林夏在白板上写下“18岁必须做的10件事”，小雅举手：“考过驾照？”阿念：“去天台看日出？”默默小声说：“……和妈妈好好说话。”我盯着白板，突然想起高考前妈妈偷偷塞进我书包的牛奶，那句“考不好也没关系”，被我当成压力敷衍了过去，那天我们没写满10件事，却在白板角落画了颗歪歪扭扭的星星，写上：“先学会和自己和解。”
18岁的烦恼，总是裹着糖衣的苦。
小雅是理科状元，却总说自己“像台只会做题的机器”，有天她抱着吉他弹《晴天》，跑调到让人想捂耳朵，却哭着说：“我不想只做‘别人家的孩子’，我想做个会弹错音的、笨拙的18岁啊。”我们没说话，只是递给她纸巾，然后跟着她一起跑调地唱，把活动室唱得像一锅煮沸的粥。
阿念的梦想是当漫画家，但她爸爸说“画画是没出息的”，有天她偷偷撕掉画稿，躲在楼梯间哭，我们找到她时，默默把削好的苹果塞进她手里，林夏说：“18岁的画稿可以撕，但18岁的梦想不能丢。”后来我们在活动室墙上贴满了阿念的画，有抱着吉他唱歌的小雅，有啃苹果的默默，有叉着腰的林夏，还有那个讲冷笑话的我——我们说，要做彼此的“18岁后援会”。
我呢？我总觉得自己“一事无成”，直到有天林夏翻出我写的冷笑话本，念出那句“为什么企鹅的肚子是白的？因为手短，洗不干净背”，然后突然说：“你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像盛着星星，这才是你的‘超能力’啊。”原来18岁的我们，都藏着不敢被看见的闪光点，却在彼此眼里,成了最特别的存在。
夏天的风裹着热浪吹过活动窗时，我们正忙着筹备“18岁成人礼”，没有华丽的舞台，我们在活动室拉起彩灯，买了最便宜的蛋糕，用马克笔在蜡烛上写每个人的名字。
默默的妈妈突然来了，手里提着保温桶，说：“默默说你们喜欢吃我包的饺子，我多包了点。”阿姨说话时眼角有细纹，却笑着看我们闹，像在看一群没长大的孩子，小雅的爸爸也来了，站在门口搓着手，说：“小雅的漫画，我……我看不懂，但觉得挺好。”那天我们吃了阿姨的饺子，吹了写满名字的蜡烛，林夏举着果汁说：“18岁不是结束，是我们学会当‘大人’的开始——但不管长到多大，我们都是萝莉社的小孩！”
后来我们真的去了天台看日出，凌晨五点的风很冷，大家挤在一起，看着天空从墨蓝变成鱼肚白，第一缕阳光照过来时，阿念突然喊：“快看！我们的星星！”我们抬头，看见晨光中的启明星，亮得像要坠下来,又像要飞起来。
毕业那天，我们最后一次打扫活动室，林夏把那张歪歪扭扭的海报揭下来，背面写着：“萝莉社成立日期——2023年9月1日，成员：林夏、小雅、阿念、默默、阿夏（我），宗旨：18岁，永远当个好奇的小孩。”
我们没说“再见”，只是在白板上画了五个手拉手的小人，下面写：“2024年夏天，我们18岁。”
原来“萝莉社”从不是“幼稚园”，是我们18岁时的秘密基地，我们哭过、笑过、吵过、抱过，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也看见了彼此眼中的光，18岁的青春或许会散场，但那些在活动室里分享的苹果、跑调的歌、画在墙上的星星，会永远提醒我们：所谓成长，不是变成“大人”，而是带着18岁的纯粹和勇敢，继续热爱这个世界。
就像林夏说的：“萝莉社的小孩，永远18岁——永远对世界好奇，永远对彼此
